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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時期的立法傳奇

作者:王萍   來源:中國人大網  時間:2018-09-11

1949年以來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著許多成功的經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則給中國法制發展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春天。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上,這是一次有標志性意義的大會。它以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的制定,書寫了一段立法傳奇。

從此,中國告別了“無法無天”,邁出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關鍵一步。鄧小平的評價最具代表性,他說,由此“全國人民看到了嚴格實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希望。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可以說,1979年出臺的七部法律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結出的第一批法律碩果,是“人心思法”的結晶,又是新時期立法工作的良好開端。它標志著我國立法工作在沉寂二十多年后又重新恢復并取得重大突破。

之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始終把立法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時期。

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

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過程,是與中國社會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相呼應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三中全會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必須加強立法,使我國盡快走上法制軌道,以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劇的重演。

三中全會公報將民主法治建設提到嶄新的高度,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并強調“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

在此前后,黨的一些領導人也多次闡述了上述指導思想。“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強調指出。

1979年2月,葉劍英委員長在接見新華社記者時也提出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加強立法工作。葉劍英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從建國以來,還沒有很好地健全起來。全國人大已把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提到重要議事日程,盡快完善我國法制。

同年,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立法工作為什么現在快,過去就慢呢?就是一個認識問題,抓緊不抓緊的問題。過去覺得有黨的領導,有方針政策,遲搞幾天也不要緊。結果拖了下來,貽誤了事情。葉劍英同志講得很透,如果人大常委會不好好搞法制,叫名存實亡,還有一句叫尸位素餐。社會主義非搞法制不可。

這些講話,都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及其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通過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得出必須高度重視法制建設的認識和加快立法的決心。正是這樣的認識和決心,成為之后我國立法工作取得重大進展的先決條件。

為了加強立法工作,加快立法步伐,1979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法制委員會由80人組成,彭真為主任,主持立法工作。從197年3月法制委員會開展工作,到6月底,在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內,全國人大就提出了七個法律草案。

彭真領導和主持七部法律制定工作

彭真在組建法制委員會工作班子的同時,領導和主持了七部法律的起草或修訂工作。當時,需要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比較多,最后確定先集中力量抓七個。

這七部法律中,有四個是關于國家機構的法律,包括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都是1953年和1954年制定的,有一定基礎,是修改完善的問題 ;刑法在1963年已起草出33稿,刑事訴訟法也在1963年形成草案初稿 ;需要創制起草的,是一個體現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七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就這樣啟動了。七部法律的內容涉及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當時“文革”之后百廢待興的中國法制而言意義重大而非凡。其中,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確立了我國國家政權基礎,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確立了我國的刑事制度,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重建了我國的司法體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打開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法律之門。

在快馬加鞭的立法過程中,七部法律會面臨很多的意見與爭論。因此,在起草或修訂七部法律過程中,立法者特別注重聽取不同意見,在集思廣益基礎上對意見予以采納吸收,充分反映人民的呼聲。比如,彭真領導和主持的選舉法的修改中,將差額選舉制度在法律中確定下來。王漢斌回憶說,“由于實行差額選舉,選誰,不選誰,由選民或代表根據自己的意愿來決定。這些規定都是保障選民或代表的民主權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

三個多月時間拿出七個法律案,工作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彭真帶領的法制委員會每天夜以繼日地工作。那段時間,彭真經常在晚上與大家一起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研究稿子,直到午夜,然后由工作人員陪伴,穿過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步行回家,借以在十幾個小時的緊張忙碌之后,放松一下勞累的身心。

1979年5月27日,由于過分勞累,彭真高燒不退,不得不住進醫院診治。即使住院期間,彭真也沒有停止工作。5月29日下午,為了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兩個法律草案,彭真臨時打了退燒針后,立即趕到中南海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6月7日,彭真出席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在會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的說明。會后,又住進了醫院。6月10日,彭真病愈出院,立即又投入了緊張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主任顧昂然親身參加了七部法律的起草,新中國的一部部法律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腦子里。顧昂然曾向本刊記者回憶起文革結束后,彭真同志讓他回到人大的一幕 :“我是1979年3月8日到大會堂報到。過了一會兒,彭真來了,對我說‘目前的重點是抓立法,首先要有法可依。立法任務非常重,雖然我歲數大了,但我也不偷懶,還需要有苦力……’”

顧昂然回憶:“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立法又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有法必依的前提。鄧小平同志1978年就提出,‘快搞比慢搞好。’因此,我們那時對立法工作抓得很緊。”顧昂然對記者說,那時無論吃飯、走路,甚至睡覺,腦子里都是法律條文;每天很晚才回家,還要帶上一大包材料回家接著干。一天,他騎著自行車回家,路上被一個愣頭小伙子從后面超車撞倒了。他一心想著回家還有工作,就讓那小伙子走了。后來發現自行車的前叉子斷了,他就自己扛著自行車走回家……

七部法律一次性通過

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是三中全會后召開的首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最重大的貢獻是審議通過了七部急需的法律。1979年6月18日,大會開幕。1979年6月26日,大會進入立法議程。

這天下午,當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十幾年的彭真健步走上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主席臺的時候,臺下三千名代表報以熱烈掌聲。接著,他飽含激情地向大會作了關于七個法律草案的長篇說明。彭真同志在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從1979年開始,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隨著這個歷史性轉變,我國必須認真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就很難實現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要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必須逐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九億人民辦事有章可循,壞人干壞事有人約束和制裁。

在講了七個法律草案的起草過程和每個法律的主要內容后,彭真提出了一個嚴肅問題,即:“法律制定出來之后,能不能貫徹執行?怎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彭真強調了三個重要方面 :除了“把法律交給九億人民掌握,使他們運用這個武器監督國家機關和任何個人依法辦事”、建立“一支強大的專業的執法隊伍”外,特別重申了二十五年前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張。彭真的說明,贏得了全場一次又一次的掌聲。說明結束后,代表們的掌聲經久不息。

7月1日,在充分討論、審議的基礎上,大會創紀錄地一次表決通過了七部法律。由此,我國立法工作也開啟了新時代,進入嶄新的歷史時期,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據統計,從1979年到1990年上半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已制定法律89個。經過十年努力,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進一步得到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初步形成,國家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為之后我國法制建設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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